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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我国的春秋时代，随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，在诸侯国借“礼崩乐坏”之机兴起的同时，封建豪强即随之而悄然登场。史书记载，当时晋国的郤氏家族侵霸他人田土、强夺他室。晋厉公以郤氏“族大、多怨”，于周简王12年（公元前574年）诛灭了郤氏家族。这是我国史书中，关于豪强不法和惩治豪强的最早记录。但是，在那个时代，像郤氏家族一类的土豪劣绅，还算不上是为害最烈者。因为，在整个春秋时代，诸侯擅相侵伐、以强凌弱、以众暴寡，已成为历史的潮流，其所作所为，与郤氏家族如出一辙，郤氏家族与之相比，正可谓小巫见大巫。其实，《春秋》一书所记242年的历史，就是各国诸侯，即大封建豪强的行实记录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其所忧者即患“诸侯擅兴、天下大乱”，其所欲者即以“口诛笔伐、讨乱臣贼子”。故《春秋》一书，实堪称我国第一部关于封建豪强的专著，其是非得失之意、治乱兴衰之迹，是孔子留给后世以求致治之法的镜鉴，是古人眼中最重要的一部“经书”。
到西汉初年，在秦朝已经实现大一统的基础上，汉朝最高统治者数十年间，实行轻徭薄赋，实行三十稅一制度，使百姓得以休生养息。与此同时，各地又出现了一批以贵戚和兼并之家为主体的豪强势力，并成为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严重因素。《史记货殖传》所载“大富霸一郡，中富霸一县，下富霸一乡一里”，指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豪强。这些豪强“乘时射利，财丰巨万”，其中不少人是“童仆千指，富埒王者”，势小者犹能“武断乡曲”，势大者则必“威重于郡守”，就连地方高级行政长官“二千石”也往往不敢得罪他们。当时，身居高位、家食厚禄的大官，更是乘其富贵之资力，与民争利，以致“民日削月朘，浸以大穷。富者奢侈羡溢，贫者穷急愁苦”。时人董仲舒曾经愤慨地揭露豪强兼并的严酷现实：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亡立锥之地。又颛山泽之利，管山林之饶，荒淫越制，逾侈以相高。邑有人君之尊，里有公侯之富，小民安得不困？……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，而食犬彘之食。重以贪暴之吏，刑戮妄加，民愁亡聊，亡逃山林，转为盗贼，赭衣半道，断狱岁以千万数。”这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。
西汉前期的最高统治者，面对豪强取重于乡里、威倾于州县，超越法度，犯奸作科，伤风败俗，侵害吏治的严酷现实，不得不痛下决心对豪强严加惩治，甚至不惜任用酷吏来绳治豪强。例如，汉景帝时，济南瞷氏宗族三百余家，率皆豪猾，当地守臣莫能禁制，汉景帝于是就命郅都出守济南，郅都到任后，立即诛杀了瞷氏宗族中的首恶分子，其余皆股栗而不敢继续为恶。后来，郅都迁官为中尉，负责京城长安的司法，其执法不避贵戚，列侯宗室见之皆侧目而视，私下称郅都为“苍鹰”。当时，长安左右宗室多犯法者，在郅都之后，汉景帝复命宁成为中尉，其执法效仿郅都，致使宗室豪强人皆惴恐。
由于兼并之风无处不及，豪强之家无所不在，所以，单靠一些酷吏，势必不能彻底剪除豪强势力。这是因为，兼并风起、豪强势兴，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封建制度本身，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，正是其产生的根源。根本既存，枝叶必茂。任用酷吏抑制豪强，实际上是汉朝最高统治集团用自己的刀，割除自身的腐肉，最终只能是适可而止。因此，在汉武帝以后，豪强肆行不法的记录，仍然是史不绝书。例如，汉武帝死后，大将军霍光秉政，在平阳的霍氏家族，其奴客持刀入市而吏不敢禁，其家奴至市买肉竟砍伤屠户，霍光之子霍禹则胆敢在家中违法私自酿酒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西汉任用酷吏惩治豪强，在某些时候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这对于将豪强势力抑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之内，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从东汉末年开始，直到三国、魏、晋、南北朝，封建豪族一直是左右国家政局、决定各个短命王朝命运的主要政治势力。其间，中原逐鹿、裂土称王者和持操权柄改朝换代者，无一不是出身于豪强之家。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，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全都打上了门阀政治的深刻烙印，以致世风竞以门阀世族相夸尚。透视这四百余年的历史，实际就是封建豪强的发展史。在此期间，封建豪强势力获得了除春秋战国时期之外的又一次辉煌。在那种门阀政治统治一切的历史条件下，抑制豪强是不可能成为最高统治者想要认真对待的政治课题的。所以，在记载这段历史的典籍中，关于抑制豪强的记述是不多见的。既然对于豪强不加抑制，而百姓自然就只能是饱受欺凌。因此，自东汉末年至南北朝，这四百余年的时间，对于劳苦大众来说，可以称得上是最黑暗的历史时期。
例如，贞观七年（633年），唐太宗的第三子蜀王李恪有个姓杨的妃子，此妃子的父亲杨誉，自恃是皇亲国戚，在京城滥施，争夺官婢，触犯国法。当时，担任刑部都官郎中的薛仁方，依法将杨誉拘留并进行审讯。按司法权限，刑部的都官司完全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的案件。但是，当杨誉的身为“千牛”（即唐太宗的侍卫官）的儿子在殿廷之上陈诉说：五品以上的官，如不是犯谋反叛逆之罪，就不得拘留。并反诬薛仁方，是以杨誉为“国戚之故，横生枝节”。唐太宗一听，即刻勃然大怒，他恨恨地说：“知是我亲戚，故作如此艰难！”当即下令：“杖薛仁方一百，解所任官。”可以说，这是唐太宗作为唐朝新贵总首领的一种本能的反应。
当时，魏征挺身而出，为薛仁方进行辩护。他上奏说：“仁方既是职司，能为国家守法，岂可枉加刑罚，以成外戚之私乎！”并怒斥那些“旧号难治”的世家贵戚，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“城狐社鼠”。若不严加防范，无异“自毁堤防”。同时，他举述汉、晋以来，不能禁御世家豪强的历史，痛陈唐高祖武德中（618年——626年），世家贵戚“率多骄纵”的现实，谏言唐太宗不要姑息养奸。否则，“此源一开，万端争起。后必悔之，将无所及”。而且，魏征还顺着唐太宗好大喜功的心思，乘势给唐太宗戴上了一顶高帽子：“自古能禁断此事者，惟陛下一人也。”由于魏征能如此巧妙地晓之以利害得失，唐太宗终于接受了魏征的建议。他对魏征说：“诚如公言，向者不思。”承认自己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因而取消了对薛仁方撤职的命令。
自唐朝灭亡以后，在五代五十余年间，其余毒愈演愈烈，方镇、权豪上下肆虐，致于天下分裂，世道大坏，社会动荡。宋代欧阳修考究唐朝败亡之由说：“其祸乱之来有渐积，其渐积岂一朝一夕哉！”及其大患已成，“大势已去，虽有智勇，有不能为者矣，可谓真不幸也”。其更不幸者，则是黎民百姓。五代之时，藩帅劫财成风，甚于盗贼，强夺枉杀，无复人理。藩镇视人命如草芥，动辄以族诛为事，滥刑之害，荼毒四海，殃及万方。清朝雍正时期的史学家赵翼读《五代史》一书时，曾经哀叹：“民之生于是时，不知如何措手足也”。
乘五代乱极，宋太祖起于介胄之中，拥兵政变而践九五之尊。其开国以后，南征、西讨，使中原重归一统。其所采取的削藩镇、收财权，以文臣知州、县事，并以严刑峻法惩治贪赃之吏，诸如此类的治国措施，历来为后人所称道。但是，宋太祖并没能像唐太宗那样，在“按举不法，震肃权豪”上带个好头，反而以姑息纵容权豪，作为释除将帅兵权的筹码、作为驾驭宠臣爱将的手段。例如，在建隆二年（961年）宋太祖赵匡胤对握有重兵的故人石守信、王审琦等人搞“杯酒释兵权”时，对这些人说：“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所以好富贵者，不过欲多积金钱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尔。卿等何不释去兵权，出守大藩，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。多置歌儿，日夕饮酒相欢，以终天年。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，君臣之间，两无猜疑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？”赵匡胤正是以这杯许以“多积金钱”、“择便好田宅市之”、“多置歌儿”、“且与约为婚姻”的，代价十分昂贵的“酒”，才诱迫得石守信等人“乞罢典兵”而交出兵权的。
又如，对帮助他夺取帝位的赵普“聚敛财贿，强市人第宅”，赵匡胤也是百般包容、竭力庇护。宋代史书记载，宋太祖在赵普任宰相时，因车驾出宫，忽然临幸赵普之第。恰遇割据两浙的钱俶遣使致书于赵普，并呈送“海物十瓶”。因宋太祖来的突然，那十瓶海物置于廊下，没有来得及收藏，被宋太祖看见，他问赵普瓶中为何物，赵普回答是海物。宋太祖说：“此海物必佳。”即刻命人开启，结果发现，十个瓶子里“皆满贮瓜子金”。赵普惶恐地对宋太祖说：“臣未发书，实不知。若知之，当奏闻而却之。”宋太祖却笑着说：“但取之无虑，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。”他命令赵普，对钱俶所送重贿，要“谢而受之”。后来，赵普在京城开封所建豪宅，“皆用此金所修”。当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赵普强市人第宅、聚敛财贿时，宋太祖竟然斥责雷德骧说：“汝不闻赵普乃吾之社稷臣乎？”命左右将雷德骧拖下殿，在殿庭中狂拖数圈后，又召之上殿，训诫雷德骧“今后不宜”管这类事，这次“且赦汝”，此事“勿令外人知也”。宋太祖这种驾驭权臣的政治手腕，对权倖但行姑息纵容的策略，在整个宋代竟然被传颂为“君臣知遇”的美谈。
再如，对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，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。当苦主诉至京城时，宋太祖召之相问：“汝女可嫁何人？”讼者答：“农家尔。”又问：“汉超未至关南时，契丹何如？”答说：“岁苦侵暴。”再问：“今还有否？”答说:“无也。”最后，宋太祖对这个告状的农民说：“汉超，朕之贵臣。汝女为之妾，难道不比为农妇强？假使没有汉超在关南，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？”在进行了这番斥责之后，他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。
在贪官污吏充斥官场的同时，随着以往世族的衰落，土地私有化的发展，土地交换的频繁（当时谚语称“千年土地易八百主”），宋代产生出大批的庶族地主。这批新生的地主阶级，或勾结贪官污吏欺压百姓，或以财大气粗横行乡里，或纳粟买官以为政治保护，形成了新的土豪劣绅阶层。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，同恶相济，使得平民百姓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。由于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人数众多，所以其对民众施加的伤害与残虐，比起那些为数不多的权倖豪族还要严重许多。因为对贪官污吏已不适用死刑，对土豪劣绅至多只是略加薄惩，而且还需要遇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清官才能施以薄惩。所以在宋代，能将因残虐百姓而犯死罪的土豪劣绅，判处杖二十、发配、编管的地方官，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清官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