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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显示：1985年前农村居民所占份额呈上升态势，而此后陷入了持续的下降，1996年后下降明显加速。城镇居民是这一过程的首先获益者，在2003年以前，所占份额持续上升，然而此后所占份额开始缓慢下降。1978年，财政收入所占份额既高于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”，又高于“农村居民现金收入”，此后持续下滑，直到1996年，此后又开始稳步攀升，自2003年后，财政收入是 唯一的份额上升者。由图一、图二不难看出，如果维持现有的趋势，到2013年左右，财政收入将超过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”，而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将远远低于前两者。
数据显示：1953～1962年，因急于工业化，财政累计顺逆差大幅增加，1962年达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-51.06%，此后厉行增收节支，到1978年累计顺逆差缩减为当年财政收入的-8.76%。此后再次走向赤字财政，1998年累计顺逆差/财政收入再次达到-50.1%，但随后几年，政府不但没有收紧支出，反而加速超支，到2003年，累计顺逆差/财政收入竟高达-81.9%，此后再度厉行增收节支，到2008年累计顺逆差/财政收入降至-38.14%。
其实更大的分化发生在老板与打工者之间、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、政府官员与百姓之间、城乡之间、东中西部之间。由此可估计，国家统计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发现的金融资产集中态势极可能更强化。于是，极有可能六成以上的居民储蓄存款都是指望“以钱生钱”的逐利资金。启而不动的内需与上蹿下跳的资产价格从旁印证着这个判断。而剩下九成的家庭分享不到四成的储蓄，除了备急、养老之外，谁在花钱时敢不计后果，“过把瘾就死”？
数据告诉我们，除政府外，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资本拥有者，他们最大的需求不是消费，而是利润。农村居民有真实的消费需求，却没有支付能力。正是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间的失衡，导致逐利资金瞄上了海外市场，导致中国经济依附于美国，导致中国经济体系以赚取绿色Bill为“发展”目标。而海外市场要求的行业结构迥异于国内消费市场，于是以利润为核心目标的“发展”，与国民需求渐行渐远，却去迎合靠借贷泡沫消费的西方需求。
